《王牌業務員》：說一個笑話，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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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沒能看過更多金馬影展的電影，就這部而已。題材特殊，還不錯看。
告別「德國」
《王牌業務員》(Bye Bye Germany, 2017)，從中翻片名很難看出電影真正的主題，但是英文片名和德文片名” Es war einmal in Deutschland”就比較能夠表達人物們的心境，也就是想要對於德國，或是對於曾經因德國而失去的一切告別。本片呈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留在德國生活的部分猶太人，希望能夠重展事業或移民他鄉的奮鬥心路；藉著主角大衛貝曼(David Bermann)與生意夥伴們的創業歷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回顧巨大創傷的經驗，導演山姆賈巴爾斯基(Sam Garbarski, 1948-)刻劃了一群「少數人」，呈現他們在戰後百廢待舉的年代裡，如何在艱難生活裡重拾希望的「小歷史」。
電影並非訴諸悲情，而是以幽默的基調處理這群小人物的新生活面貌，而猶太人做生意的天賦，尤其表現在主角大衛天花亂墜的口才之中；從說服他人與之一同創業，以及在客戶面前的能言善道，觀眾見到他生機勃勃地開創商機，帶領生意夥伴大展拳腳，完美地實踐了「行銷是一門藝術」。在那些令人莞爾的買賣場景裡，我們也會發現戰後人們在物資上的高度需要，對於精緻商品所能帶來的美好生活想像，他們也有著無盡的嚮往。
然而1946年的法蘭克福並非真正歸於平靜的樂土，猶太人既集中於美軍占領區的難民營裡生活與打拼，這代表此時的德國尚掌握在戰爭最後的主導者—美軍的手中，而納粹的戰時罪行依然影響著大眾，也還有些風聲鶴唳之勢。大衛即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被指控有通敵的嫌疑—這當然是電影裡極為匪夷所思的懸念，一個集中營的猶太囚犯為納粹做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笑話與謊言
故事在隱隱不安的氛圍中進行著，一方面大衛和夥伴們為生計熱烈地奔波，但另一方面他也必須經常到美軍的偵訊室裡接受訊問。當大衛必須交代他在集中營裡的經歷，我們終究看見了和平表面下仍無法揮去的過往黯影。他那看似開朗幽默的外表與性格，原是讓他在亂世中遭逢苦難，卻又得以撐渡下去的契機；因為他得以生存的關鍵，是很能說笑話。
因為一次無心插柳，大衛被集中營裡的親衛隊大隊長視為「一個很會說笑話的人」。在如同煉獄般的集中營裡被視為一個小丑，這種荒謬的認知僅是親衛隊取以為樂的來源，大衛與其他猶太囚犯的臉上，從來不曾在任何一個笑話裡表現喜悅的表情；由於他的「特殊才華」，他被送進特權囚室，甚至被指派當元首的老師。
「教元首說笑話。」親衛隊大隊長眉飛色舞地交代這個任務，簡直將希特勒誇上了天，他提到元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又會打仗又會畫畫，但唯一不會的事情就是「他不會說笑話」。大衛是最深得他心的人選，而指派他去執行這個任務是很棒的決定—為的是贏過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那個除了說笑話，其他什麼都不會的傢伙。大衛被送到離元首最近的會館裡等著執行這個有些荒誕的任務，但在這個難得的機會裡，他也有了一個大膽的計畫。
當故事說到這裡，大衛已經來過美軍偵訊室很多次了，負責偵訊的女軍官賽門和旁邊紀錄的男中尉已然被這個故事迷惑，他們總覺得他是在說謊。大衛大膽的計畫就是要刺殺希特勒，規劃行兇的細節不提，最重要的是他還沒能執行，「上帝就青睞了他」，希特勒自殺，戰爭結束，同時他的自白故事也結束了。這樣的一個集中營故事算不算的上也是一個笑話？
生存才有希望
大衛在身不由己的戰時被迫當成娛人的小丑，說笑才能被視為一個政治的鬥爭手段；當他願傾下所有賭注犧牲自我時，歷史並沒有給他可發揮的空間。他的特殊經歷完全以「笑話」驅動，在那些「敵人以為幽默，同胞保持沉默」的場景中，他像是走鋼索般地表演著。為了可以活下去，他不斷地說笑話。
與訴說過往的情節交錯著的，是充滿希望的今日。在前景繁榮的買賣中，大衛的生意夥伴們也曾經回顧自己在戰時的經歷，電影裡經常出現的一句問話「你戰時在哪裡？」總是勾起他們傷心的回憶。這群上進商人們的努力奮鬥，實是一力揹負了沉重的民族陰影，在普遍家破人亡、孓然一身的背景下，每個人都有自己必須重建家園的理由和使命感。
臨近結局，最具衝突性的情節，是大衛的生意夥伴考特伯發現了營地附近報攤的老闆原是當年燒死自己父母的親衛隊長；當大衛被大家質疑通敵時，為了證明清白，大衛帶著眾人，憑著衝動縱火燒毀報攤，也燒死了老闆。隔天大衛翻閱報紙，卻發現老闆名字非如原先以為的納粹份子；正當大家都充滿愧疚，在罪惡感裡度過長夜，考特伯也為此上吊自殺之後，他們又突然從女軍官賽門的調查發現原來他們沒有認錯人。
這個峰迴路轉的死亡事件，就像是這群猶太人壓抑於陰霾生活的一絲情緒出口，即使帶有遺憾（考特伯之死），我們仍然看見大衛的臉上露出了釋然的笑容：「只不過是燒死了一名親衛隊員，我有什麼好不開心的呢？」從曾被迫害和嘲笑的殘酷歲月中挺過來的人，迫害者的死亡對他而言即是一個歡暢的笑話；在生命無常的年代裡，道德與正義有時也許是保持緘默的。一行人埋葬了考特伯，大衛看著關於上帝的悼詞紙條而不願唸出，因為他看不過上帝容許人間出了那麼多的錯事。
在這個故事裡生存至最後的猶太人們都去了美國，唯有大衛留下來，重新開了家族布莊，他對著鏡頭表示，他不願意移民的理由是「不能讓美麗國土盡被佔走」。導演也在後記的字幕顯示，戰後仍有4000名猶太人留在德國，而他們也無法向後代解釋原因。這樣一段有些悵然的後記，我是這樣解讀的：德國或許對於猶太人是傷心的代名詞，但是德國也是他們的家鄉故土。
大衛所經歷與忍受的一切，從來就是為了重現家族榮光，為了這個生之契機，講笑話是他唯一的機會，也是他的情緒出口與生命態度。唯有如此，留下才具有意義，而生存本身則回應了歷史。就像大衛說的：
希特勒掛了，而我們都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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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沒能看過更多金馬影展的電影，就這部而已。題材特殊，還不錯看。
告別「德國」
《王牌業務員》(Bye Bye Germany, 2017)，從中翻片名很難看出電影真正的主題，但是英文片名和德文片名” Es war einmal in Deutschland”就比較能夠表達人物們的心境，也就是想要對於德國，或是對於曾經因德國而失去的一切告別。本片呈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留在德國生活的部分猶太人，希望能夠重展事業或移民他鄉的奮鬥心路；藉著主角大衛貝曼(David Bermann)與生意夥伴們的創業歷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回顧巨大創傷的經驗，導演山姆賈巴爾斯基(Sam Garbarski, 1948-)刻劃了一群「少數人」，呈現他們在戰後百廢待舉的年代裡，如何在艱難生活裡重拾希望的「小歷史」。
電影並非訴諸悲情，而是以幽默的基調處理這群小人物的新生活面貌，而猶太人做生意的天賦，尤其表現在主角大衛天花亂墜的口才之中；從說服他人與之一同創業，以及在客戶面前的能言善道，觀眾見到他生機勃勃地開創商機，帶領生意夥伴大展拳腳，完美地實踐了「行銷是一門藝術」。在那些令人莞爾的買賣場景裡，我們也會發現戰後人們在物資上的高度需要，對於精緻商品所能帶來的美好生活想像，他們也有著無盡的嚮往。
然而1946年的法蘭克福並非真正歸於平靜的樂土，猶太人既集中於美軍占領區的難民營裡生活與打拼，這代表此時的德國尚掌握在戰爭最後的主導者—美軍的手中，而納粹的戰時罪行依然影響著大眾，也還有些風聲鶴唳之勢。大衛即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被指控有通敵的嫌疑—這當然是電影裡極為匪夷所思的懸念，一個集中營的猶太囚犯為納粹做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笑話與謊言
故事在隱隱不安的氛圍中進行著，一方面大衛和夥伴們為生計熱烈地奔波，但另一方面他也必須經常到美軍的偵訊室裡接受訊問。當大衛必須交代他在集中營裡的經歷，我們終究看見了和平表面下仍無法揮去的過往黯影。他那看似開朗幽默的外表與性格，原是讓他在亂世中遭逢苦難，卻又得以撐渡下去的契機；因為他得以生存的關鍵，是很能說笑話。
因為一次無心插柳，大衛被集中營裡的親衛隊大隊長視為「一個很會說笑話的人」。在如同煉獄般的集中營裡被視為一個小丑，這種荒謬的認知僅是親衛隊取以為樂的來源，大衛與其他猶太囚犯的臉上，從來不曾在任何一個笑話裡表現喜悅的表情；由於他的「特殊才華」，他被送進特權囚室，甚至被指派當元首的老師。
「教元首說笑話。」親衛隊大隊長眉飛色舞地交代這個任務，簡直將希特勒誇上了天，他提到元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又會打仗又會畫畫，但唯一不會的事情就是「他不會說笑話」。大衛是最深得他心的人選，而指派他去執行這個任務是很棒的決定—為的是贏過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那個除了說笑話，其他什麼都不會的傢伙。大衛被送到離元首最近的會館裡等著執行這個有些荒誕的任務，但在這個難得的機會裡，他也有了一個大膽的計畫。
當故事說到這裡，大衛已經來過美軍偵訊室很多次了，負責偵訊的女軍官賽門和旁邊紀錄的男中尉已然被這個故事迷惑，他們總覺得他是在說謊。大衛大膽的計畫就是要刺殺希特勒，規劃行兇的細節不提，最重要的是他還沒能執行，「上帝就青睞了他」，希特勒自殺，戰爭結束，同時他的自白故事也結束了。這樣的一個集中營故事算不算的上也是一個笑話？
生存才有希望
大衛在身不由己的戰時被迫當成娛人的小丑，說笑才能被視為一個政治的鬥爭手段；當他願傾下所有賭注犧牲自我時，歷史並沒有給他可發揮的空間。他的特殊經歷完全以「笑話」驅動，在那些「敵人以為幽默，同胞保持沉默」的場景中，他像是走鋼索般地表演著。為了可以活下去，他不斷地說笑話。
與訴說過往的情節交錯著的，是充滿希望的今日。在前景繁榮的買賣中，大衛的生意夥伴們也曾經回顧自己在戰時的經歷，電影裡經常出現的一句問話「你戰時在哪裡？」總是勾起他們傷心的回憶。這群上進商人們的努力奮鬥，實是一力揹負了沉重的民族陰影，在普遍家破人亡、孓然一身的背景下，每個人都有自己必須重建家園的理由和使命感。
臨近結局，最具衝突性的情節，是大衛的生意夥伴考特伯發現了營地附近報攤的老闆原是當年燒死自己父母的親衛隊長；當大衛被大家質疑通敵時，為了證明清白，大衛帶著眾人，憑著衝動縱火燒毀報攤，也燒死了老闆。隔天大衛翻閱報紙，卻發現老闆名字非如原先以為的納粹份子；正當大家都充滿愧疚，在罪惡感裡度過長夜，考特伯也為此上吊自殺之後，他們又突然從女軍官賽門的調查發現原來他們沒有認錯人。
這個峰迴路轉的死亡事件，就像是這群猶太人壓抑於陰霾生活的一絲情緒出口，即使帶有遺憾（考特伯之死），我們仍然看見大衛的臉上露出了釋然的笑容：「只不過是燒死了一名親衛隊員，我有什麼好不開心的呢？」從曾被迫害和嘲笑的殘酷歲月中挺過來的人，迫害者的死亡對他而言即是一個歡暢的笑話；在生命無常的年代裡，道德與正義有時也許是保持緘默的。一行人埋葬了考特伯，大衛看著關於上帝的悼詞紙條而不願唸出，因為他看不過上帝容許人間出了那麼多的錯事。
在這個故事裡生存至最後的猶太人們都去了美國，唯有大衛留下來，重新開了家族布莊，他對著鏡頭表示，他不願意移民的理由是「不能讓美麗國土盡被佔走」。導演也在後記的字幕顯示，戰後仍有4000名猶太人留在德國，而他們也無法向後代解釋原因。這樣一段有些悵然的後記，我是這樣解讀的：德國或許對於猶太人是傷心的代名詞，但是德國也是他們的家鄉故土。
大衛所經歷與忍受的一切，從來就是為了重現家族榮光，為了這個生之契機，講笑話是他唯一的機會，也是他的情緒出口與生命態度。唯有如此，留下才具有意義，而生存本身則回應了歷史。就像大衛說的：
希特勒掛了，而我們都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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