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只是校園片-《行動代號：孫中山》
未來無望的階層生存
從劇情的設計來看，《行動代號：孫中山》和《冏男孩》有些類似，都是以兩個背景相似、皆是中低階層出身的男孩如何在平乏無味的生活裡尋找一條出路。但是《冏男孩》是在童真的幻想當中追求虛構的心靈滿足，《行動代號：孫中山》卻是一場真正的生存之戰。電影的開頭就令人尷尬：像是總務股長的高中生偏偏要在午睡時間，將班上那些遲遲不交錢的同學一個個敲醒，然後大聲地提醒要交班費；在每一次的校園相遇，都要突兀地停止手上的任何活動，只為了大聲地提醒這個丟臉的事實，於是主角阿左的出場特別畏縮，他總是裝睡、裝沒聽見與快步走過。
一群交不出學費的男孩子如何找錢的方法，就是這部電影的懸念。編劇實寫了這個「交不出班費」的組合，到電影的後半段才又虛納了另一個「去不了畢旅」的組合，確實是精省筆墨，同時也不必細寫這兩組「盜賊同行」有何辛酸甘苦的過去，所有的情節主線，全在最緊迫的，解決「錢」的問題。過去某種「每個人背後都有段故事」的俗套情節，終於可以免了。
政治還是反政治？
「盜走孫中山銅像」究竟算不算是一種「反政治威權」？銅像矗立的意義若並非藝術創作的展現，就是政治象徵的立念與延續。立念可美言為「追思」，但延續多年之後，銅像迎來的，或許是「失勢」的失落感。在電影裡頭銅像被拆除的情節，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2003)裡在主角群面前被直升機空吊而過的列寧銅像；《再見列寧》整個故事也是以一個「善意的騙局」為懸念而推進，為的是不讓母親再為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共產政權結束的事實而受到刺激，一連串荒謬的舉動，都是為了這個現實目的而做，於是當銅像飛過、真相揭露之時，這不僅僅是銅像的形移與政治的勢亡，而是這些負重的歷史居然就輕易地消逝在小人物的生活與記憶裡。
孫中山銅像被發現的時候，它已經不再是莊嚴肅穆地立於學校的某處顯眼所在，而是被存放在倉庫裡，與那些獎盃一同在時間裡蒙塵。根本從一開始，這尊「威權」即被鎖在歷史課本裡，主角的發現並不是挖掘真相，而是將之做為他用，所謂的「革命先鋒」被轉換成「賺錢利器」，這兩組學生並不打算拉倒銅像以表示任何政治訴求，而是進行一場對於自我的翻身計畫。孫中山銅像的重見天日，於是只是資源回收再利用；而黑色喜劇的意圖，其實是展現學校/社會邊緣人的生存奮鬥。
導演易智言過去最有名的作品《藍色大門》，與本片相比較，前者還是比較個人的青春議題，放諸到普遍意義上頭的校園生活；但是後者明顯比較在意的，是現今的青春世代如何為當下打算，以及他們怎麼去想像未來的樣子，荒唐的偷竊相爭行為既是異想天開，又並不全然是不可行的，邊緣學生的背景即使被幾句言語和幾個畫面帶過猶如架空(就算是小天被父親毆打也像是一個錯愕的小插曲，阿左衝到父子倆中間勸架時就相當搞笑了)，觀眾也無法完全忽略他們所屬社會階層存在的真實感，如此則透出導演的批判意味。
「憤怒M型社會中，貧窮即將成為世襲，或許已經成為世襲。」[1]而導演選擇了以喜劇來化這股憤怒為力量。實際上我認為導演精準的地方，並非他策畫這場鬧劇來表達沉重內涵，而是他讓這個世代展現了一種獨特且自然的面貌和處世觀。兩個主角有著青少年的煩惱，他們並不是很樂觀，一個稍稍隨遇而安，另一個則是憤世嫉俗，同時他們的腦子都很聰明。「貧窮」是兩組人馬共同的心聲，他們不甘於簡單的滿足，而是追求突破這個關口。兩者相爭銅像的戲碼，看起來充滿笑點，但是我們也從他們縝密的計畫與態度當中發現，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而終至在計畫告吹的衝突中，爆發真正的憤怒。
難能可貴的海闊天空
最後的懲罰依舊是喜劇式的處理，鏡頭首先帶過了闖禍學生的家長們不斷向校方和警察道歉的畫面，之後八個男生在老師的監督下寫著悔過書，但是字數的要求太多導致他們根本不知從何下筆，於是在彼此充滿敵意的比較各家如何貧窮，甚至可以追溯父祖輩的意氣之爭之後，小天那個煩悶至極的表情，讓觀眾看到他們慢慢步入了成人的世界，並將面對更加現實的責任。
但這並不是一個「改邪歸正」之途，鏡頭最後一再重複校方接受訪問時的「他們知道錯了」以及媒體猜度高中生們的「訊息」，並且交錯學生們各自的後續故事；這讓我想起肯洛區(Ken Loach, 1936-)的《天使威士忌》(The Angels'
Share, 2012)，主角盜酒販賣卻全身而退，其重啟新生的結局，十分高明地透出他的諷刺與祝福。《行動代號：孫中山》也是一樣，導演以此結局告訴觀眾該如何放下，就像這些學生的生活依然毫無雜念地進行著，無人為此改變任何觀念，共同的經歷讓友情凝聚，他們只想繼續前行。
跨領域潛力：行動於文學、教育與社群網路
《行動代號：孫中山》的小說執筆為張耀升。雖然原創故事的發想者為導演易智言，但是為了能夠更能推動這個「因應時代需要」[2]的「新國父故事」，導演讓寫作手法相當高妙的張耀升來執筆。小說裡所開展的故事背景更寬廣，用字遣詞頗顯作家自己的幽默，讀起來相當寫實自然。其中又收錄電影劇照、諧擬國父形象的插圖與惡搞的歌詞曲譜等，將導演欲抒發的議題能夠從電影溢出，在文學的領域裡展開另一種形式的「貧窮革命」。
青年的貧窮問題既做為一個導演的社會凝視，這部電影的教育意識即相當深刻，而導演以高明的喜劇模式進行貧窮問題的呈現，正是「寓教於影」的最佳示範；不需要刻意說教，不必要強調苦況，以戲劇手段奇想出一個極有張力的故事，便能換喻孫中山原本所代表的傳統意義。世代正義在當年的臺灣如此大熱，本片的出現正好延續此議題的發酵，展現不同於「學校內」和「課本上」的教育方式。
導演在一篇訪問中提到了自己「好險我趕上了網路爆發的時代」[3]，網路科技的發達，讓他在尋找演員和電影行銷方面掌握更多的機會。雖然社群網路的聯絡與宣傳早已十分發達，但是對於一位中生代導演而言還是嶄新的嘗試。更重要的是，他能夠藉由網路媒介親自去談自己的創作理念與教學理想，一個創作者最寶貴的才華內涵因為發達的網路科技，得以保留紀錄與傳播千里。《行動代號：孫中山》不但是他對年輕世代的細緻觀察，亦是一次寶貴的世代溝通。
※所有圖片皆來自Yahoo!奇摩電影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