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溢出香港的熱度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2014，以下簡稱《紅VAN》)大概是今年在臺灣最受矚目的香港電影。注意是在臺灣，它的上映情形可說是愈來愈熱，上半年《紅VAN》和《KANO》(2014)一同參展第16屆義大利遠東電影節，據說導演陳果在看過《KANO》後就成了《KANO》的小粉絲，但實際上他自己的《紅VAN》是當時備受外國媒體好奇的電影[1]，這部片改編自如同政治寓言般的同名小說，陳果以其寫實風格呈現科幻風格的故事，毫不違和而又令人目不轉睛。做為「2014台北電影節」的閉幕影片，甫賣票即一掃而空，之後曾短暫獨立上映，場次不多；最近一次則是「香港週2014」的《2014香港當代電影展》，和台北電影節一樣僅僅只有一場，詢問度依然很高。11月登場的「金馬國際影展」，《紅VAN》又是獨一場，電影票早已售罄。
要論《紅VAN》在香港受歡迎的程度或原因並不困難。《紅VAN》本來就是改編自網路火紅的同名小說，已經有基本的粉絲群，電影的政治性異常強烈，已經超越了《竊聽風雲3》這樣專注在特定議題的電影。時代性與偏向民間大熱議題的政治正確，在香港的票房已開出紅盤。但是在臺灣能夠得到如此關注，就我看來算是一件新奇的事，當然這也可能是電影以影展和小廳的少量放映場次，吸引對香港議題關注的觀眾的行銷策略奏效，在普選佔中議題的升溫時節裡，《紅VAN》得以一再上映並仍保持某種新鮮度。
談回作品本身，如果先從原文本─即網路小說來看，其內容涉及一種末日氛圍和陰謀習氣，科幻懸疑形式加上現代流行術語，真真是火紅的資本；而流行語言當中的本土特色，亦即粵語裡的髒話大量出現，尤其生動地表現在幾個年長的男性角色身上，以一種既礙眼又難以忽視的生活化特質賺人眼球。陳果改編此文本拍成電影，在我看來是十分適合。首先在於陳果本身的電影語彙，非常適合處理小說涉及的政治性、社會改變與人性考驗，從他的處女長作《香港製造》(1997)，以及由此延伸的「香港三部曲」，到《香港有個荷里活》(2001)等都專注於底層社會和草根階級的反映。
第二是陳果電影的「棄卻物存在」，曾有研究者以其電影中充斥的排泄物去探究陳果的國家身分認同問題，並且此等手法能夠更加貼切地表現其個人成長/香港人之故事。[2]從我個人粗淺的觀察裡，那些從陳果電影看見的，寫實生活中常見的噁心黏膩，既令人敬而遠之，卻又是必然的生產物，陳果將之放大，逼視真實的特寫感，在《紅VAN》改編後的成品裡，以觸及未知病毒的焦爛腐屍和殘酷的強暴戲為最令人感到恐懼與焦慮。瀕死的中大學生在空曠公路上追著男主角尋求救援而不成，終全身爆血蝕骨而亡的瞬間，他對著男主角大喊「見死不救」，聲容猙獰，幾如詛咒。這幕是陳果的別創，他將原本在小說裡的中大學生情節提前處理，並且將之塑造成第一批受害者，他們沒有機會再去推理事件發生原因，但卻是最早體會死亡與人情冷暖的一群，中大學生在完全不明情況下的控訴，顯得最為冤屈與無辜。強暴情節一幕在小說裡並不能說是輕輕放下，但是在施暴者與受害者的描寫上卻有點淡筆帶過，但反觀電影，陳果可以說加長了這段情節的「凌遲」時間，也不是追憶式的，而是一個確實且極為殘酷的發生現場，並在後來當加害者面對其他同車人物時，這個事件的道德罪惡更加極端，而其得到的私刑報復，也讓人難以忽視。這些深具排斥性的元素在陳果電影裡加強了衝突和反差，在接受與不接受間，那些畫面都成為無法忘卻的存在，並且過度真實以致令人頭暈目眩。
兩極化與邊緣性
不過，不論是小說或電影，兩者受到歡迎的同時，也遭受不少爭議。除卻政治立場的質疑，其髒話與噁心處就讓《紅VAN》的三級片地位板上釘釘。網路小說必須倚賴的大眾接受暫且不談，但陳果的三級片就是一種逆向的藝術操作，以伏低的姿態詭然爬向觀眾，讓人如坐針氈的來源不在性與暴力的真實或慾望，而是揭示早已發生的扭曲世界，事件已經存在，其後續才令人不安。這樣形容似乎將整個作品拉黑了，但其實《紅VAN》帶來的官能感是很有娛樂性的，亦即髒話與流行語的使用，加上政治和社會的笑料，這讓觀眾雖然覺得可怕但又不是總處在驚嚇之中。《紅VAN》確實是一部驚悚片，但正如香港電影的幽默特質，那些一旦啟齒就令人發笑的「生活用語」，在看似覺醒未醒的情境中發酵，在一夜消失的城市裡，提醒倖存者的自我存在。
不同於《竊聽風雲3》的超強卡司，《紅VAN》的演員群裡，所謂影帝影后級者即任達華、林雪與惠英紅三位，但是陳果在將小說裡原就不多的角色做濃縮而集中的處理時，演員的戲份幾乎都是平均的，且各自有在情節上的爆點與發揮；本片的第一男主角，也是主要敘事者，是由黃又南擔綱。有些電影介紹敘述他為「新生代」演員是很微妙的，事實上他已經出道九年了，也曾來臺灣發片，但是並不算特別知名。整部電影除了三位影帝影后級演員，幾乎有點像是「半素人」組合，他們所得到的介紹都顯示其星途狀態。陳果的電影並不乏大咖，不過黃又南和李璨琛卻是兩個令人難忘的存在。黃又南是《香港有個荷里活》的主演之一，那張徬徨男孩的臉，到了《紅VAN》的演出時，並不減其形態，將香港年輕人的性格表露無遺；李璨琛則是一派混混形象，在通俗的黑道片裡與陳果那種濃郁的草根故事裡融以一種獨特味道，他就像是一個在街邊討生活的小民，帶有時而憤怒，時而不甚在意的調調。他的演員資歷處在「影帝影后級」與「新生代」中間，其在電影當中的角色，則具有一種獨立性：和小說不同但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安排，他並未與其他角色共同解決問題，而是偶然地在街邊再度與他們巧遇，看似茫然，陳果卻在他們相聚一刻，讓李璨琛對著全身防護服裝的眾人問了一句：「咁多董太?」(這麼多董太?)董太即是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夫人董趙洪娉，她在SARS爆發後穿一身如太空裝的防護衣訪視民眾，被大肆批評與嘲笑。這個早已過時的政治諷諭，卻在這部電影裡重新喚起香港觀眾的記憶，並且是由一個事不關己的毒蟲角色說出，李璨琛的特色被突出，即他不是一個可以隨意放置的演員，他有伸縮於茫茫眾人與獨醒清客的特質。陳果與李璨琛在某種程度上都有這種雜揉而邊緣的創作性。
《紅VAN》的搶眼，在今年的香港電影裡是很出格的，這一方面是題材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在於陳果那種偏鋒的導演風格。陳果與其他香港導演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電影具有「影展」傾向，他的資金籌集大部分來自參加影展，也就是他很容易被歸類為「拍藝術片」的一群。事實上這種分野或許在五年十年前還可以說得通，但現在面對香港電影類型化的僵硬和中資的磨合，陳果的「破格」即使不甚完美(他也從未要求那種太平)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了，即使從以上的分析來看，陳果僅是以他熟悉而擅長的手法處理題材而已。《紅VAN》做為一個道地的香港電影，它或許沒有開創一種新的類型，但還是勃有生機，仍保有獨創視野，以及留下一部深刻的、不可磨滅的都市變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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