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人一舉》到《沉默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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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出來的話可以如此可怖，蔚為奇觀。然不可再想像的事實，當是所有相關在世之人的煉獄。
面對恐懼之前
即使到現在，我仍以為這兩部電影被設為「未滿15歲之人不得觀賞」是有些勉強，不但是15歲以上的高中生，抑或是沒有適切心理準備的成年人，都難以直接面對本片主題的衝擊力道：殺人。
做為道德與法律上的最惡行，觀眾也許預期看到血腥、殘酷的文獻圖照；然而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1974-)不行此道，他在《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2012)裡直接將鏡頭對準當年的劊子手們：一邊訪問，一邊讓他們在洋洋自得的情況下進行「再現」，也就是在紀錄片裡放進一部重演當年殺人過程的電影，但採取交織敘事，使電影既是紀錄片也是劇情片。至於《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2014)則是紀錄片，記錄受害者家屬直接與劊子手對話，激辯真相或保持沉默，由此突顯半世紀前印尼「九三〇事件」的禁忌歷史。
導演原是從一次印尼勞工組織工會的活動中聽說《沉默一瞬》主角一家的故事。在探討當地勞工所處的困境後，導演轉而追溯這種恐懼的根源—印尼「九三〇事件」的大屠殺，對於他們在身心上皆影響深遠；當探訪到當年劊子手們，導演發現這些加害者不僅得意洋洋於自身行為，且視其為英雄過往，於是他決定：
一定要把這個題材拍成兩部片，其中一部要探討的是這些加害者面對暴行往事展現出的自大與表演熱忱。同時，我也必須再拍一部片，探討受害者的當今處境：生而為人，他們在被兇手圍繞的世界裡生活，究竟是什麼感覺，忍受五十年的沉默與恐懼，又是什麼滋味。[1]
靈感與製作以《沉默一瞬》為先，然而因為取材的變數，《殺人一舉》反倒先拍攝完畢。導演甚至建議先看《殺人一舉》再看《沉默一瞬》，這其中有敘事的因果考量，也希望促進人們討論。
出於這樣鮮明的目的，導演在《殺人一舉》的開頭引言清楚指出，劊子手們在當地「仍然迫害反對他們的人」。如此說法實已主觀引導觀眾的觀影角度，我們已先在腦海裡種下陰影；透過目的性拍攝，讓紀錄片不僅「記錄」，更推進成一種「劇情片」的模式，而導演欲透過影片向印尼政府發聲的企圖，也隨著拍攝過程愈發明顯。
重現：客觀與未知
導演跟拍當年劊子手之一的安華剛果(Anwar Congo)，他不但是被攝者，他還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拍一部電影，其主動又積極的姿態，似乎可發展成嶄新的發聲形式。安華懷抱著媲美好萊塢的期望，興沖沖地與自己的黑幫夥伴、昔日殺手搭檔製作這部電影。觀眾一方面透過他們的言語敘述了解當年，另一方面又觀看「再現」去體會歷史情境；劊子手們藉著英雄化與誇飾性的展演，呈現出非常獨特的氛圍：在山野林間、老舊空屋和劇場舞台的幽魅空間裡，當事者藉由扮裝演出，達到一種看似崇高的美學情緒與錯亂情境。
以安華為首的這群「素人」，對於表演的投入是令人驚奇的。他們完全享受且自然地敘述、重現審訊和殺戮，其弔詭性加深了觀眾的震撼感受。就在我們以為安華藉著創作得以發聲的同時，實際上這個客體性發揮的可能，已漸漸地被限縮著，而終至回到紀錄片本身的批判。
重現：主觀或影響
導演總會讓安華等人反覆觀看拍好的電影片段並做出評論，想當然耳他們也只談演技或拍攝技術的好壞。這種欲蓋彌彰的心態一直持續至安華模擬被刑訊時的情境才出現破口，導演此時也抓住收網機會。安華總為噩夢所擾，然而他從不正面承認其內心真正受到的折磨為何。他在模擬受害者的「被鐵絲絞殺」時崩潰，無法完成演出的同時，所有對於殺戮的回憶與驚恐，終在這一刻防線盡毀。導演隨後跟著他回到曾經的殺戮場所，一個曾在紀錄片前半段出現過的天臺；猶記得他吹噓著自己在此發明了省時省力的鐵絲絞殺方法，而如今他卻是以極為哀傷虛弱的姿態重回現場，懷著難以名狀的愧疚不斷徘徊，甚至莫名地嘔吐起來。
導演正式拿回了話語權，又或者在這個看似皆是極端言論的框架下，他從安華的談話裡已然隱隱知其趨向。安華做為勝利者姿態的急轉直下，就像是紀錄片的「戲劇化情節」，當他決定在「再現」電影裡加入儀式性的歌舞情節以表達淨化與和解時，這部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線終於融合為一：我們再難分辨，這種發展究竟是導演的一場成功博弈？還是藉著突顯劊子手自以為是的粉飾太平，意圖深化觀眾的拒斥意識？
我們可能需要回頭想想，《殺人一舉》的拍攝目的究竟為何？
面對恐懼之後
導演曾表示拍攝此片的目的，在於希望印尼當局和大眾對於「九三〇事件」能打破沉默並「誠懇的討論」[2]。然而這樣一種政治性極強的訴求並不具體，我們要如何期待歷史與正義的討論得以開始？要想打破禁忌，尋求出路，則須接看導演原先的靈感來處《沉默一瞬》。
《沉默一瞬》是一部單純的紀錄片，因為它最大的目的在於開啟對話。受害者家屬阿迪做為追尋真相的主角，他所具有的主體性，在鏡頭前是真正具有能動性的。加害者的大話形象在此片已非如《殺人一舉》那般超現實，而是顯而易見、亟待戳破的漫天大謊；他們言談中的殘暴血腥，阿迪在片中很早就做出解讀：「他們無法面對良心的愧疚，因此他們必須表現得麻木不仁。」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安華，以及其他曾與之同行的劊子手們在鏡頭前的狂妄姿態，自然也能夠預期當阿迪與之面對面時，他們轉而憤怒自辯的舉動。所有的情緒都有說服他們自己的真實理由，這是做為觀者不可忽略的部分。
《沉默一瞬》為揭開歷史傷痕走出一步，但我們仍須注意印尼人的歷史情意結，這表現在當權者的受訪與阿迪的種族身分。我認為在《沉默一瞬》的受訪者裡(《殺人一舉》中亦有少數)，愈高階的政治人物愈難以取信，其言談具有更加強烈的政治動機與煽動性，他們不可僅被視為執行者而已；同時「九三〇事件」的迫害對象指向共產黨與華人，但是紀錄片中僅僅呈現了阿迪兄長及相關的印尼人族群，而未能有其他種族(此指華人)的故事追蹤[3]。紀錄片聚焦在阿迪身上或許十分專一且深化，但卻未能在歷史緣由中追溯更多關於迫害發生的關鍵。
紀錄片傾向於受害者的情感訴求，可以引發觀眾的同情與關注，但要引起當局的正視與檢討還需要更大的推力。即使如此，兩部紀錄片在類型的突破和題材的發展上仍值得一觀，在議題探討上擴大了「記錄」的可能性：不只是喚起影響，而是起而行動。
[1]引用自〈狂妄吹噓與道德恐懼症的一體兩面 專訪《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導演 約書亞歐本海默〉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20
[2]引用出處同上。
[3]在印尼「九三〇事件」當中，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或逃往國外。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9%E3%80%87%E4%BA%8B%E4%BB%B6
《殺人一舉》的開頭引言提到華人做為受害者，其中尚有一段黑幫份子向華人商家強收保護費和樂談當年殺害華人的情景，指出了華人在當地受到歧視的處境。然而兩部電影並未深入此層面，我們無法真正地判斷，如果加入種族歧視的角度，是否還能達到紀錄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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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出來的話可以如此可怖，蔚為奇觀。然不可再想像的事實，當是所有相關在世之人的煉獄。
面對恐懼之前
即使到現在，我仍以為這兩部電影被設為「未滿15歲之人不得觀賞」是有些勉強，不但是15歲以上的高中生，抑或是沒有適切心理準備的成年人，都難以直接面對本片主題的衝擊力道：殺人。
做為道德與法律上的最惡行，觀眾也許預期看到血腥、殘酷的文獻圖照；然而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1974-)不行此道，他在《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2012)裡直接將鏡頭對準當年的劊子手們：一邊訪問，一邊讓他們在洋洋自得的情況下進行「再現」，也就是在紀錄片裡放進一部重演當年殺人過程的電影，但採取交織敘事，使電影既是紀錄片也是劇情片。至於《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2014)則是紀錄片，記錄受害者家屬直接與劊子手對話，激辯真相或保持沉默，由此突顯半世紀前印尼「九三〇事件」的禁忌歷史。
導演原是從一次印尼勞工組織工會的活動中聽說《沉默一瞬》主角一家的故事。在探討當地勞工所處的困境後，導演轉而追溯這種恐懼的根源—印尼「九三〇事件」的大屠殺，對於他們在身心上皆影響深遠；當探訪到當年劊子手們，導演發現這些加害者不僅得意洋洋於自身行為，且視其為英雄過往，於是他決定：
一定要把這個題材拍成兩部片，其中一部要探討的是這些加害者面對暴行往事展現出的自大與表演熱忱。同時，我也必須再拍一部片，探討受害者的當今處境：生而為人，他們在被兇手圍繞的世界裡生活，究竟是什麼感覺，忍受五十年的沉默與恐懼，又是什麼滋味。[1]
靈感與製作以《沉默一瞬》為先，然而因為取材的變數，《殺人一舉》反倒先拍攝完畢。導演甚至建議先看《殺人一舉》再看《沉默一瞬》，這其中有敘事的因果考量，也希望促進人們討論。
出於這樣鮮明的目的，導演在《殺人一舉》的開頭引言清楚指出，劊子手們在當地「仍然迫害反對他們的人」。如此說法實已主觀引導觀眾的觀影角度，我們已先在腦海裡種下陰影；透過目的性拍攝，讓紀錄片不僅「記錄」，更推進成一種「劇情片」的模式，而導演欲透過影片向印尼政府發聲的企圖，也隨著拍攝過程愈發明顯。
重現：客觀與未知
導演跟拍當年劊子手之一的安華剛果(Anwar Congo)，他不但是被攝者，他還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拍一部電影，其主動又積極的姿態，似乎可發展成嶄新的發聲形式。安華懷抱著媲美好萊塢的期望，興沖沖地與自己的黑幫夥伴、昔日殺手搭檔製作這部電影。觀眾一方面透過他們的言語敘述了解當年，另一方面又觀看「再現」去體會歷史情境；劊子手們藉著英雄化與誇飾性的展演，呈現出非常獨特的氛圍：在山野林間、老舊空屋和劇場舞台的幽魅空間裡，當事者藉由扮裝演出，達到一種看似崇高的美學情緒與錯亂情境。
以安華為首的這群「素人」，對於表演的投入是令人驚奇的。他們完全享受且自然地敘述、重現審訊和殺戮，其弔詭性加深了觀眾的震撼感受。就在我們以為安華藉著創作得以發聲的同時，實際上這個客體性發揮的可能，已漸漸地被限縮著，而終至回到紀錄片本身的批判。
重現：主觀或影響
導演總會讓安華等人反覆觀看拍好的電影片段並做出評論，想當然耳他們也只談演技或拍攝技術的好壞。這種欲蓋彌彰的心態一直持續至安華模擬被刑訊時的情境才出現破口，導演此時也抓住收網機會。安華總為噩夢所擾，然而他從不正面承認其內心真正受到的折磨為何。他在模擬受害者的「被鐵絲絞殺」時崩潰，無法完成演出的同時，所有對於殺戮的回憶與驚恐，終在這一刻防線盡毀。導演隨後跟著他回到曾經的殺戮場所，一個曾在紀錄片前半段出現過的天臺；猶記得他吹噓著自己在此發明了省時省力的鐵絲絞殺方法，而如今他卻是以極為哀傷虛弱的姿態重回現場，懷著難以名狀的愧疚不斷徘徊，甚至莫名地嘔吐起來。
導演正式拿回了話語權，又或者在這個看似皆是極端言論的框架下，他從安華的談話裡已然隱隱知其趨向。安華做為勝利者姿態的急轉直下，就像是紀錄片的「戲劇化情節」，當他決定在「再現」電影裡加入儀式性的歌舞情節以表達淨化與和解時，這部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線終於融合為一：我們再難分辨，這種發展究竟是導演的一場成功博弈？還是藉著突顯劊子手自以為是的粉飾太平，意圖深化觀眾的拒斥意識？
我們可能需要回頭想想，《殺人一舉》的拍攝目的究竟為何？
面對恐懼之後
導演曾表示拍攝此片的目的，在於希望印尼當局和大眾對於「九三〇事件」能打破沉默並「誠懇的討論」[2]。然而這樣一種政治性極強的訴求並不具體，我們要如何期待歷史與正義的討論得以開始？要想打破禁忌，尋求出路，則須接看導演原先的靈感來處《沉默一瞬》。
《沉默一瞬》是一部單純的紀錄片，因為它最大的目的在於開啟對話。受害者家屬阿迪做為追尋真相的主角，他所具有的主體性，在鏡頭前是真正具有能動性的。加害者的大話形象在此片已非如《殺人一舉》那般超現實，而是顯而易見、亟待戳破的漫天大謊；他們言談中的殘暴血腥，阿迪在片中很早就做出解讀：「他們無法面對良心的愧疚，因此他們必須表現得麻木不仁。」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安華，以及其他曾與之同行的劊子手們在鏡頭前的狂妄姿態，自然也能夠預期當阿迪與之面對面時，他們轉而憤怒自辯的舉動。所有的情緒都有說服他們自己的真實理由，這是做為觀者不可忽略的部分。
《沉默一瞬》為揭開歷史傷痕走出一步，但我們仍須注意印尼人的歷史情意結，這表現在當權者的受訪與阿迪的種族身分。我認為在《沉默一瞬》的受訪者裡(《殺人一舉》中亦有少數)，愈高階的政治人物愈難以取信，其言談具有更加強烈的政治動機與煽動性，他們不可僅被視為執行者而已；同時「九三〇事件」的迫害對象指向共產黨與華人，但是紀錄片中僅僅呈現了阿迪兄長及相關的印尼人族群，而未能有其他種族(此指華人)的故事追蹤[3]。紀錄片聚焦在阿迪身上或許十分專一且深化，但卻未能在歷史緣由中追溯更多關於迫害發生的關鍵。
紀錄片傾向於受害者的情感訴求，可以引發觀眾的同情與關注，但要引起當局的正視與檢討還需要更大的推力。即使如此，兩部紀錄片在類型的突破和題材的發展上仍值得一觀，在議題探討上擴大了「記錄」的可能性：不只是喚起影響，而是起而行動。
[1]引用自〈狂妄吹噓與道德恐懼症的一體兩面 專訪《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導演 約書亞歐本海默〉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20
[2]引用出處同上。
[3]在印尼「九三〇事件」當中，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或逃往國外。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9%E3%80%87%E4%BA%8B%E4%BB%B6
《殺人一舉》的開頭引言提到華人做為受害者，其中尚有一段黑幫份子向華人商家強收保護費和樂談當年殺害華人的情景，指出了華人在當地受到歧視的處境。然而兩部電影並未深入此層面，我們無法真正地判斷，如果加入種族歧視的角度，是否還能達到紀錄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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