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猶太小孩》演出所引發的「政治劇場」省思
舊作新詮挑動敏感神經
前陣子看了新銳導演葉泓伸在大直穆勒咖啡館的演出《七個猶太小孩》(Seven Jewish Children: A Play for Gaza, 2009) 之後，頗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觸。演出時正值太陽花學運末期，《七個猶太小孩》這樣一齣政治劇似乎挑起了種種敏感神經，筆者在看戲之前已經先有些想像，看戲後則各式聯想不斷擴大，也對這部劇作有了新的看法。
《七個猶太小孩》是英國名劇作家卡瑞兒˙邱琪兒(Caryl Churchill,
1938-)2009年的作品，講述的是以巴衝突，觸發點是2008-2009年的加薩戰爭，並由此溯及以往的宿怨。敘事的形勢是祈使句，以”Tell her/ Don’t tell
her”開頭，幾乎是一句一行，沒有固定的發話者，邱琪兒在劇本的前言寫下：「戲裡沒有出現小孩。說話的是大人、父母，也可以是小孩的其他親人。台詞可以在角色間任意分配。每一場的角色隨著時間和小孩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演員人數不拘。」[1]葉泓伸執導的演出也是這樣的形式，演員在段落與段落間快速轉換發話者的角色與位置，他所想要呈現的，是人們操弄/被操弄的關係。
葉泓伸為執導此劇本尋找資料的過程當中，他發現了有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西方媒體等各種不同說法。「我沒有辦法確定真相是什麼的這個狀態，就讓我沒有辦法去涉入這些政治、宗教的一些議題，所以我就決定採取一個比較抽離的方式。」他認為在劇場裡，導演或劇作家與觀眾的關係，相當類似劇中角色(發話者)與「小孩」的關係[2]，因為劇場本身是被操弄出來的幻境。
原作與改編的批判意識
筆者在大約三年前對邱琪兒做過初步研究，她的激進視野是以十分特殊的「節約」(a certain economy of
style)風格來表現，對於複雜人性之刻劃都立足於令人驚奇的觀點。《七個猶太小孩》政治批判的火力猛烈，針對當時加薩戰爭引發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過往予外界印象之顛覆[3]，語言上模擬常人口語的片段，表現說/不說的「真相」與「印象」。
筆者對在今年的學運時間點上製作這個演出有所期待，當然這並非指一定要與當前的臺灣處境連結，我所關心的是政治意識的展現。政治意識指的是邱琪兒欲討論的議題，包括戰爭與國族，一段明確而激烈的衝突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省思？劇本裡的”her”指的是「小女孩」，也幾乎可泛指「小孩」，直到最後一段以前，發話者的身分雖然不明確，但立場可以看出是屬於過往以色列給外界的印象，最後一段如同發洩式的真相/真正的想法，一大段如一口氣說完，讀者才發現前面的內容都是欲蓋彌彰，受害者/加害者的界線不再清楚，撼動我們原先的認知。筆者認為這其中的指涉相當明確，這樣一個政治性強的政治劇，它的政治問題絕對是最被優先呈現的，但顯然在葉泓伸的處理上並非如此：他將這個劇本「去政治化」，只留下「政治性」思考。
狹義的政治與具體的事件被拿掉，留下的是導演設定好的「過程」，實際上劇作家原先的意圖被弱化了，因此在觀戲的過程中，並未感受到原先劇本沉重的控訴感，也沒有意圖與觀眾有互動關係。以往所搜集的本劇影音資料，在國外的演出有些是偏向讀劇、集體式的參與，印象最深是在街邊的一群人圍成圈，一人一句接龍，中間有路人經過好奇加入，還可以繼續下去的讀劇。這個劇本的語言念來簡單，激發參與，各人在讀的同時亦可思考當中的訊息。葉泓伸則將可能的互動關係隔開，專注在「再現」與「操弄」，劇中情境與演員身分的辯證關係[4]。他轉換了原文本的意義，重新開放演出本的詮釋空間給觀眾。
這與筆者的期待有所落差，因為劇本就某種程度而言都是政治的，或者說都是具有「政治性」的，故當一個具有明確批判目標的劇本被如此詮釋與處理時，意義被空置而變為普遍化。筆者乍時以為弱化而無法觸及劇作家想要批判的點上，但幾經思考後又矛盾地發現，這可能是在臺灣翻譯搬演的困難之處。語言翻譯並不是問題，但是其中的意義、事件與歷史卻沒有辦法按照原本的目的去搬演，最大的原因是地區性。
英國自有其「政治劇場」傳統，大約從1956年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 1929-1994)的《怒然回首》(Look Back in Anger)開始至今已有五十年的歷史，當然中間有經歷題材和內容的各種變化，「劇作家亦必須向挖掘批判的深度，他們不僅要對社會文化有鳥瞰式的思考，也要思量如何以更新銳的戲劇形式，盛載日新月異的政治議題。」[5]邱琪兒在形式上充滿多變性，又在思想的內容不斷深入，她長期而持續的寫作也保持著對社會觀察的敏銳度：
我們把邱琪兒列為「新文本」劇作家之一，正是看中了她長年以來的創作裡，皆保持着一份義無反顧的社會批判意識，從早期鮮明的左翼女性主義觀點，到近年的全球政治視野，她透過其看起來總是永遠年青的劇場語感，以一部又一部精彩的劇作，示範了當代劇場的政治批判力，究竟可以達至何種高度。[6]
因此在英國的劇場裡，早已培養出一批對於政治有一定程度了解和關心的觀眾，邱琪兒以及其前後期的劇作家們都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也能夠開拓視野，同時像邱琪兒自身作為巴勒斯坦團結組織 (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7] 的守護者之一，國外的政治事件與戰爭衝突也即與劇作家切身相關，其所了解的資訊與分析的力道也更為強勁。
政治劇場在臺灣
但是臺灣並沒有「政治劇場」的傳統，政論在日常與媒體上的出現也是解嚴後才日益蓬勃，藝術上雖然有政治觀點，但是針對時政的作品並不多，更遑論外國事務，所謂地區性的問題即在於此。國內觀眾對於各方面政治的冷漠或偏食，使得如邱琪兒這般的劇本在搬演時就必須有所考慮：希望直接端上舞台呈現劇作家意識，觀眾可能就要事先做好功課，觀戲才較易進入狀況；希望更為開放文本意義，給予觀眾自行詮釋的空間，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做劇本的改動，去除具體事件只留下「政治性」。此次葉泓伸的導演處理即屬後者，他所強調的操弄/被操弄相當抓緊題旨，場面調度相當靈活，如果能將題材與格局擴大，其所改編的意義將更有可看性。
這可能是當代「政治劇場」的侷限，在自身誕生茁壯的土壤之外，任何此種類型的劇本都必須在異地適應「移植」與「融合」。邱琪兒的作品並非首次在臺搬演，上述的兩種搬演形式亦都有導演嘗試過，在觀眾反響上大致都不錯，但未能引起更多的討論與震盪。筆者認為以目前臺灣的環境而言，改編上如果希望有更多回響，與本土議題和社會現象的融合是最為可行的策略。臺灣劇場近年因為受到各種群眾運動與社會議題蓬勃的影響，亦有團體試行類似「政治劇場」的題材，也許未來能有機會創發出新的模式或傳統，讓劇場批判的功能更加彰顯，在全球化的處境上有更多關注。
http://www.newwritinghk.net/onandon/displayarticle_p.php?idx=26
[7]這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非政黨組織，總部設在倫敦，其組織成員有許多人來自英國的各個領域，其共同目的都是為求巴勒斯坦人民能夠得到和平與正義。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包括反猶歧視。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