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仔》-要什麼樣的幸福？
作為今年上半年最為香港人熱烈討論的電影之一，《香港仔》可以做為今年度香港電影題材切入角度的初步觀察。如果說去年的賣座檔《激戰》和《狂舞派》重啟了香港電影的熱情與動力，那麼今年備受矚目的電影，像是《竊聽風雲3》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都是從不同角度直探香港人的內心與焦慮。
《香港仔》裡所顯露出來的港人生活，打破了過去予人「追趕跑跳碰」的印象，導演彭浩翔將人物的內心情感放大，並以兩種方式放慢了他們生活的速度：一是主角們因為各種焦慮而發呆，或是陷在某種擔心的情緒裡而對其他事情毫無熱情、猶豫不前；一是利用「重建」的、如同紙紮一般的城市和街道模型，切換在主角們的夢境裡，讓他們重新檢視自己所處的境地或是重溫昔日的記憶。日常的紋理被一道道刻深，整部電影就像是一篇帶有私密軼事的散文，苦澀與溫情並存。
看著電影裡主角們的故事，就讓我想起知名香港學者呂大樂的書《中產好痛》，這本2004年出版的小書談到中產階級作為香港社會的主幹，在九七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錯誤的施政下遭受嚴重的打擊，尤其是經濟上的危機更加迫切。《香港仔》並不是要去討論嚴肅的政經議題，而是重塑香港精神：藉由主角們認清自己背負了什麼，可不可以放下，怎麼放下，最終放下的過程，嘗試擺好生活的軌道。
《香港仔》的中產故事非常平凡：一個家庭裡，有人外遇，有人憂鬱，父子情仇，母女心結，夫妻矛盾等等觀眾再熟悉不過的情節。這樣的故事似乎在任何的時代背景下都可以訴說，但是這個故事卻必然在現在這個時代訴說；因為導演在典型的家庭故事裡，頗具自覺地挖掘「香港人/香港仔」的身分。香港人向來給人的市井感並沒有改變，但他們在這種世俗的生活中創出自我的坦率，找出那些雖不完美但尚可堪用的解決辦法，然後在這種靈光一現中揚著嘴角。所謂「港式幽默」，大概就是在嘴賤的話語裡體會一絲真情吧！
最能體現這種坦率感的故事線當屬鄭偉滔(古天樂飾)、郭恩恩(梁詠琪飾)和鄭可怡(李汶桂飾)一家人的彼此心結。在我看來，從事補教業的鄭偉滔，當是最市儈的一個人物：他外表英俊，從小比起姊姊更受父母寵愛，長大成為教經濟學的補習名師，又娶了美麗的模特兒為妻，可以說是「人生勝利組」；但是他和美麗妻子所生的女兒卻長相普通，總令他懷疑非為親生。郭恩恩是星運不佳的漂亮模特兒，而她瞞著丈夫的最大秘密，其實就是自己的美貌完全是整形而來，女兒的相貌實就是自己整形前的兒時模樣，因此對於丈夫的懷疑相當苦惱，這樣的糾結既庸人自擾又令人發笑。最後當妻子決定向丈夫坦承的同時，丈夫搶先問了一句：「妳對整形的看法怎樣？」妻子愣住，原來丈夫認為對妻女的懷疑實在太擾人，不如等孩子長大後送去整形。妻子在錯愕中同意了，瞬時心結放下，眼看一大一小在旁邊大啖拉麵，她非常燦爛地笑了。那種發自內心的笑容，大概就表示幸福在眼前了。
為什麼這樣的情節只能在這個時代出現？因為兩夫妻所從事的職業，以及他們對整形的價值觀，正正符合現在當今人們前途與審美的看法，同時鄭偉滔的說話方式，正是典型香港人的樣子，最後他擺脫煩惱的方式，頗為「直接不廢話」，皆大歡喜。導演十分有心地在塑造這個人物，讓他為現在的「香港仔」們發個聲，將原本外界的刻板印象剖開又縫合，於是我們終能體會到其中的情意結。
《香港仔》這樣一部談家庭的電影，其能運作的商業性層面，僅僅在於演員陣容上。「楊千嬅透露，《香港仔》用了四齣電影的拍攝成本，顯然少理商業，多講夢想」[1]筆者也從這部電影看到香港人浪漫的一面：眾人合力拯救海豚、紙紮的理想城市模型和放大的變色龍，帶著導演的童年心願與即興想像，一同浮想聯翩。原來香港人的故事可以不再是那些固定的類型，也不需要那些刻意操作的賣點，生活小細節都可以迸發得那麼有勁。
《香港仔》開發了港片題材的邊際，雖然還不致要對香港(人)重新定義，但是確實讓觀眾跳脫了對香港(人)的既定印象。筆者認為這大概還是一種本土意識的思考，但不從國族社會議題去搞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而是回歸個人與家庭，在面對各種外來的思潮與衝擊時，轉換自己的思考方式，在人生的高潮與低潮裡仍保有屬於香港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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