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與玫瑰樂隊》—形式正在摸索,但真相仍失落
本文刊於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01.html
一切從「理查三世」開始
2014年,王嘉明導演以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歷史劇《理查三世》(Richard III, 約1591)為主本發展出《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車場》,並於臺北藝術大學作為學期製作公演;2015年,導演再以2014年的公演為藍本,進一步在國家戲劇院推出《理查三世》。北藝學製已然展現出強而有力的後設結構,到劇院版本時,更被當時的觀眾稱為「神劇」。
我看過《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車場》,我一向信任北藝學子的演出能量,也喜愛王嘉明導演的創作思維。當時這齣戲也未讓我失望,無論是舞臺調度、劇本整合或聲演實驗都令人驚艷,同時我也相當認可導演對莎翁戲劇的理解與呈現。莎翁的歷史劇向來不容易入讀,因為其劇本的人物之眾多、情節之複雜,若非當時人不能盡數釐清,尤以英法二國的王室貴族多所重名,愛德華、理查、瑪格麗特和伊莉莎白這些名字不僅菜市場甚至輪及祖孫,再加上如「風水逝家」一般的劇情發展,現今來看簡直又臭又硬,讓人看過即忘、昏昏欲睡。
王嘉明導演在當時的處理方式多元而有特色,人物造型之間有所區別外,還採取男性角色由真人飾演,女性角色由人偶操作,以及設計停車場分區牌為紅白色的轉換,進而呈現英國「玫瑰戰爭」當中改朝換代的複雜人事關係,讓這樣一個龐大的歷史背景立體不少;戰爭場面以節奏有力的群舞展現,場面震撼,現在想來仍舊印象深刻。之後2015年的《理查三世》能夠成功,2014年版本是一個紮實的基礎。
又是「理查三世」
今年,王嘉明導演再從前兩版延伸,以「重新混音」的形式推出《血與玫瑰樂隊》,他所依循的演繹脈絡,是前兩版裡非常重要的元素—聲身分離。北藝的版本裡,他將人物的「聲」「演」分開,「演」的是現場,「聲」則現場或預錄皆有,當時論者已視此為「人物話語權之剝離」,這種聲身分離的方式在我看來亦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演員能量的穩定度,進化至2015年版時,據說此手法更趨極致,在專業演員的演繹下隱喻也更強[1]。然而這樣的創新手法,在此次《血與玫瑰樂隊》當中被弱化了,聲身分離仍在,但加入了「眾聲喧嘩」的雜訊。
王嘉明導演意圖讓觀眾見證歷史,目擊解剖歷史的現場,且以自己的方式觀看「歷史劇」,於是他加入各式的聲響配音,讓演出本身從單一文本呈現,走向媒介互動的形式,甚至溢出了劇場之外。我們在劇場裡重新再看莎翁歷史劇,但這次不再在人物與情節上著墨,而是強調視聽覺的感官訴求,在那重複而狗血的劇情中,感受導演的「混音」:感想碎嘴、流行歌曲和聲響實驗。
在媒介互動上,這場演出全程開放觀眾拍照,同時也讓演員在許多場景裡做臉書直播,可被視為一場觀看的延伸實驗。觀眾不但可以捕捉自己想要的畫面,還能邊看演出,甚至再透過臉書「邊看演出」(劇場開放Wi-Fi),之後尚可發展出「不在劇場/現場」和「結束後」的觀看體驗。演出宣傳打著「後真相」的名義,要讓歷史/故事在劇場的實驗裡被多元而複雜的形式傳播出去。
「理查三世」永遠是歷史懸案
宏大的想像,繁複的構作,《血與玫瑰樂隊》卻沒能實踐出什麼實際的結果。從聲身分離開始,觀眾所聽到的,是不清不楚的演員口條以及互相干擾的感想碎嘴,這既無法展現情節,也不是觀眾內心的真正想法;流行歌曲和聲響實驗更像是導演「興之所起」的靈感,我無法理解文本的定位,也不能聽懂聲音的位置。
視覺上,舞台偏向十字型,看似有各種角度,但是觀眾只能選擇一種方向觀看且不可移動,永遠都有視覺死角;現場的燈光設計和角度也沒有辦法讓觀眾捕捉到清晰畫面,不是距離不夠,就是前有阻礙,可能只有第一排的觀眾能夠真正體驗到導演想要的效果。觀眾為了舞臺角度而東張西望,為了拍照而不斷擺弄手機,同時又想體驗演員臉書直播的同步樂趣,但很弔詭的,觀眾反而無所適從起來。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不見「真相」。這個真相並非是歷史謎題的解答,而是王嘉明導演再現莎翁歷史劇這件事。可惜的是,我從演出當中感受不到導演的企圖。而當我閱讀節目單上的〈創作理念〉,導演提到:「我喜歡聊創作過程,遠勝於談意義,覺得那是填鴨教育的遺毒,好像不嗑一下意義,人生就會空虛。但是,意義啊,怎麼可能三言兩語講完,難道要像廣告的slogan,越短越專業?這其實是件相當暴力的事,尤其用在人/角色身上。」不談意義,我看到的只是導演天馬行空的實驗足跡,不談意義,我們只是在感覺導演的「興之所至」,不談意義,《血與玫瑰樂隊》又到底再現了什麼呢?
若文本本身的脈絡不再重要也不具意義,觀眾被期待的參與性,又或是王嘉明導演希望觀眾體會的「後真相」,恐怕都是付之闕如的。我們在導演自定「遊戲規則的兩小時內」,聽不清演員口條與轉換快速的語言,看不懂翻譯時有時無的英文字幕;在主角理查三世高聲宣告的獨白下聽到不知何所起之《美麗島》的樂曲,更在無名的現代場景裡用力去感受演員的不知所云,最終毫無頭緒地收場。導演憑著感覺結束了他的旅程,徒留觀眾「黑人問號」地走出劇場。這樣的劇場實驗,並未給予觀眾更大的想像或參與空間,而只是滿足導演的一次奇想式的創作欲望而已。
[1] 可參閱紀慧玲〈舞台話術之紅白對抗一直玩一直玩《理查三世》〉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15804「身體平板化的表演者、偶物件取代的角色、話語權被剝離的事實,如此隱喻了政治權力的架空、操弄,是合理的理解。」參閱時間2017/5/14。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