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為一項作業—《徐自強的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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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之前 生死所慨
「我覺得他們（法官）把我當作作業，很隨便。」關於這句話的原話記憶我有些模糊，猶記得這已經不知是第幾次判決死刑後，徐自強的感嘆。對徐自強及其支持者而言，每一場的判決都是生死交關；然而對司法而言，書案卷宗似乎化約了一個悲傷的故事，從方方面面考慮與審理的過程，正如對待一項嚴格的作業，有時令人鑽研再三，有時令人只想掩卷。
人的生命，究竟該如何看待呢？《徐自強的練習題》給予此事件的旁觀者—這裡又分成兩種閱聽者，一種是觀眾或是任何關注此案的人，另一種是記錄者，以這部紀錄片來說即是導演紀岳君所處的位置，共同為這項只有一道難解練習題的作業傷神。做為一部紀錄片，力陳真實的奠基是重要的；然手持攝影機的導演，由他所聚焦之觀點，更是引導觀眾進入詮釋階段的關鍵。
《徐自強的練習題》在一開始所呈現的立場是帶有猶疑的。藉由導演的旁白，我們看見了一段具有一定篇幅的「自我辯證」：
因為看了徐自強的照片，他看起來就像個混混，又聽說他有賭博前科，跟共犯又是朋友又是親戚，我心想，這一定是利益分贓不均引起的內鬨……我參加了2015年新北市感動無所不在的提案，沒想到，居然遇上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剛好，他就是二十年前承辦此案的台北市刑大大隊長。
這段旁白的前頭還提到徐自強就是廢死聯盟成立的首要救援對象。從導演紀岳君內心的疑惑，到提起具有高度爭議性的社會團體和曾經辦過此案的政治人物，既反映此案的複雜程度，也讓觀眾對於電影所持的觀點無法擁有明確的預期，並隨著敘事漸漸進入事件的理解與思辯。
自由之際 凝視深淵
當然，以電影製作的角度和資料揀選的方向來看，《徐自強的練習題》的走向並不真正難以預測。五年的拍攝歷程，這部電影結束在2016年徐自強真正成為自由人之後；就在本片上映的這段時間，徐自強也為自己被押16年聲請刑事補償。由此看來，時間站到了徐自強的一頭，這部電影製作的目標也透顯出來，亦即導演紀岳君因為紀錄片製作與進行調查案件後，才警覺自己的錯誤並且開始反省無罪推定的重要性[1]。
《徐自強的練習題》最直觀的自是盡量忠實於真相的挖掘。在這一點上，導演紀岳君花了很大的心思在案件動畫的呈現，意圖以統一的敘事突顯涉案當事人的口供比較，同時也藉由演員黃鐙輝的配音／聲音演出，漸次推論「缺席」的關鍵受訪者之心理狀態又或是說話意圖。這番重現明為釐清事件過程，但更加重要的是呈現導演紀岳君的自我理解；他在電影的後段叩問自身對事件的認知和動畫分鏡的安排，某種程度上具有後設的意味。
《徐自強的練習題》藉著影像推行過來的另一主題是司法系統的省思。案件本身撲朔迷離，已是亟待釐清的前提，但是促使徐自強面臨深淵的，卻是一次次斬釘截鐵的死刑審判。直到釋憲後的更六審仍維持的死刑判決，其重複的結果，既反映了司法系統裡難以撼動的無形傳統，但同時也在有志之士的奔走下漸漸鬆動，而終至於更九審的無罪判決。
無罪之後
重生價值
這道難纏的練習題，檢方和幫徐自強辯護的律師團共解了非常長的時間。除了真相外，這群法律人還須共同面對其所屬司法體制內的壓力失能，是如何制約了法官的審判過程。當徐自強案在過去一直在抗辯的程序正義問題被提上釋憲日程，司法系統則無法再循以制度的速解，也無法避開這道練習題的核心思辨。面對亟需改革的結構性問題，後續的法官終能在案卷／作業的上頭，重新聆聽／看待這場「人事」。
辯證至最後，當我們看見徐自強的曙光時，導演紀岳君在他的字卡上透露了一些「意在言外」的訊息：倒數第二張表示「黃春樹家屬不再信任司法」，倒數第一張則表示「2017年，結束五年婚姻」[2]。前者為當年被害人家屬後續且唯一的訊息，某種程度回應了徐自強「清白，永遠不可能了」的感慨，即使如今已經無罪定讞，仍不免被懷疑跟隨終生；後者猶如導演紀岳君觀照自身五年拍攝歷程的一個註腳，同時也讓觀眾思考，所有投入這場司法救援的人們，在這二十年當中究竟經歷多少轉變？又可能得失了什麼？
《徐自強的練習題》裡徐自強的案子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我們清楚，這個案子裡所有的當事人都仍必須面對已然崎嶇的人生道路；做為旁觀者的我們，則在導演的探究與引導下試圖練習著這道人性功課，在自我價值判斷的檢視中更接近真實。也許有一天，我們會更體會徐自強在等待更九審的這段話：「會有人問說，我現在對法官、對法院信不信任，我都會回答說，我相信人，我相信人會改變，人會改變，所以我現在對人是很有信心。」
我們對未來的信任能大過於徐自強嗎？這可能是一道屬於你我的，新的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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