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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記憶的黑盒子裡,《與西西玩遊戲》

本文初刊傳送門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87.html 正式出刊傳送門http://artnews.artlib.net.tw/252/2002/%E9%80%B2%E5%85%A5%E8%A8%98%E6%86%B6%E7%9A%84%E9%BB%91%E7%9B%92%E5%AD%90%E8%A3%A1%EF%BC%8C%E3%80%8A%E8%88%87%E8%A5%BF%E8%A5%BF%E7%8E%A9%E9%81%8A%E6%88%B2%E3%80%8B.html 求新求變的劇場試驗          2015 年,香港浪人劇場帶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思劇場演出。當時的製作,將香港著名作家西西的經典文本細緻地劇場化,並巧妙地以兩名女演員的冷熱映對出書中主角的飽滿度,同時亦以簡單的布景和明確的主視覺造就劇場裡的多意義結構。今年,浪人劇團再度登臺,帶來同樣由西西老師文本為發想的演出—《與西西玩遊戲》。這次演出的呈現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讓觀眾看見香港年輕劇團的多變面貌。          《與西西玩遊戲》是一個「參與式意象劇場」,可以想見觀眾進入劇場後並不依循傳統的觀看方式,而是需要「參與」,也就是在演出進行時,在一定的程度依照戲劇設定,由演員帶領觀眾進行有目的的活動。演出的空間與前台僅一黑幕相隔,演出前觀眾須等待所有人到齊,並被隨機挑選身著劇團所準備的四件風格各異的服裝:阿美族服飾、夏威夷衫、公主禮服和韓服。早在前臺等待的第一位演員在觀眾著裝完畢後,朗讀進場詞,隨即掀開黑幕;觀眾先進入一個緩衝空間 [1] ,接著掀開第二層黑幕,才真正進入了表演/遊戲區 [2] ,演員此時也更正式地邀請觀眾「歡迎來到我的樂園」。參與式的劇場,於焉展開。          演員喊出「樂園」,這就像是一個召喚詞,使觀眾進入由西西文本所構築的小宇宙裡。表演/遊戲區僅以最小的光源,襯托出一種幻境的氣氛;觀眾此時則由第二位演員開始帶領遊...

生而為人,為一項作業—《徐自強的練習題》

本文初刊傳送門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85.html 作業之前 生死所慨 「我覺得他們(法官)把我當作作業,很隨便。」關於這句話的原話記憶我有些模糊,猶記得這已經不知是第幾次判決死刑後,徐自強的感嘆。對徐自強及其支持者而言,每一場的判決都是生死交關;然而對司法而言,書案卷宗似乎化約了一個悲傷的故事,從方方面面考慮與審理的過程,正如對待一項嚴格的作業,有時令人鑽研再三,有時令人只想掩卷。 人的生命,究竟該如何看待呢?《徐自強的練習題》給予此事件的旁觀者—這裡又分成兩種閱聽者,一種是觀眾或是任何關注此案的人,另一種是記錄者,以這部紀錄片來說即是導演紀岳君所處的位置,共同為這項只有一道難解練習題的作業傷神。做為一部紀錄片,力陳真實的奠基是重要的;然手持攝影機的導演,由他所聚焦之觀點,更是引導觀眾進入詮釋階段的關鍵。 《徐自強的練習題》在一開始所呈現的立場是帶有猶疑的。藉由導演的旁白,我們看見了一段具有一定篇幅的「自我辯證」:       因為看了徐自強的照片,他看起來就像個混混,又聽說他有賭博前科,跟共犯又是朋友又是親戚,我心想,這一定是利益分贓不均引起的內鬨……我參加了 2015 年新北市感動無所不在的提案,沒想到,居然遇上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剛好,他就是二十年前承辦此案的台北市刑大大隊長。 這段旁白的前頭還提到徐自強就是廢死聯盟成立的首要救援對象。從導演紀岳君內心的疑惑,到提起具有高度爭議性的社會團體和曾經辦過此案的政治人物,既反映此案的複雜程度,也讓觀眾對於電影所持的觀點無法擁有明確的預期,並隨著敘事漸漸進入事件的理解與思辯。 自由之際 凝視深淵         當然,以電影製作的角度和資料揀選的方向來看,《徐自強的練習題》的走向並不真正難以預測。五年的拍攝歷程,這部電影結束在 2016 年徐自強真正成為自由人之後;就在本片上映的這段時間,徐自強也為自己被押 16 年聲請刑事補償。由此看來,時間站到了徐自強的一頭,這部電影製作的目標也透顯出來,亦即導演紀岳君因為紀錄片製作與進行調查案件後,才警覺自己的錯誤並且開始反省無罪推定的重要性 [1] 。...

時不我予我不休—《極道老男孩》

本文初刊傳送門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83.html 人生總是陰錯陽差         日薄西山的前黑道老人們重組幫會「一龍會」,為了壯大資產,一起去賭馬,為了要選哪個號碼互相較勁;甫榮登老大寶座的龍三福至心靈,向負責跑腿的手下茂吉比出了冷門的「 5-5 」贏家預測,卻因為斷了兩根手指導致被看成「 3-5 」,傳奇比數的大獎終究成為一場泡影。這種人生如下注,卻總是陰錯陽差與好運之神錯過的窘事,正反映了這群「老男孩」們的處境。           「一龍會」老人們的本質是暴力的,而這也始終是導演北野武的一貫風格;然而電影以搞笑和無厘頭的人物行動掩飾此道,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顯示老人們的時代已過去,而是仍具熱血、仍擁道義者為如今的環境吞噬,或至少是稀釋過的光景。「老男孩」們東山再起的過程中仍能舞刀弄槍,遇事亦可袒臂揮拳,達嚇阻敵人之效,又怎麼能說他們毫不中用呢?         以嘻笑取代悲壯,代表的是傳統道義已經在如今的社會中蕩然無存、無所著力,同樣的也無法再以直接的「暴力」對抗所謂的敵人。龍三趁兒子一家出門遊玩時和老友們在街上閒盪,遇到小混混無故的挑釁、詐騙集團和強迫推銷等事件,這些以撒謊、演戲和騙術等方式哄騙和脅迫他人以交出錢財的模式,既是龍三與老友們欲加撻伐的「社會歪風」,也是他們不能明白的、已然改變的「世道」。 「極道」還能風光嗎?         既然不能明白,則無所謂悲壯之嗟嘆。「老男孩」們欲以「極道」還治其人之身,這裡顯示的並非獅子無爪,而是利爪在此似乎毫無用武之地。導演北野武給予了「一龍會」老人們相當風光且驕傲的成立過程,以曾經的為惡:殺人、傷人、詐騙和服役 [1] 等設計「積分制」,數值愈高者可以成為當屆大哥。我們若先將其惡之本質暫放一邊,這個討論與統計分數的現場,可說讓老人們的自信心無限爆棚;過往的戰績或履歷對於這群老派的黑道份子而言,是無上的尊嚴,也是他們面對陌生現...

而你常會在小說中讀到這樣的故事—《菊次郎的夏天》

本文初刊傳送門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80.html 並不特別的夏天         「但你常會在小說中讀到這樣的故事。」這句與標題只差一字的臺詞出自電影裡被小學生正男稱作「溫柔叔叔」的詩人小哥。當小學生正男跟著完全不靠譜的「先生」莽撞又狼狽地尋找多年未見的母親,並在路上發生各種惹人發噱的荒唐過程,卻又在到達目的地時得知母親早已改嫁、將之拋棄的事實後,他們在玉米田裡重遇了曾在路上載其一程的詩人小哥。詩人小哥為前頭那個沮喪又有些滑稽的尋母記發出了這般結論,而在「結論」之後,我們才看到夏天真正的模樣。          小學生正男的遭遇並不特別,幾乎是看到開頭即可猜出後續的情節;其與「先生」的這段旅程,也帶有典型「公路電影」的特徵:從東京淺草至愛知縣豐橋市 600 公里的路途上,彼此毫無關係,個性也截然不同的兩人無奈地一同上路,一同經歷種種未知事件和人物相遇,意外連連又跌跌撞撞的旅程,慢慢地將兩人彼此的關係改變,最終獲得了成長和回憶。 最純粹的夏天 觀眾若是從小學生正男的角度看這個夏天,會感到既奇怪又略顯平淡;若是從「先生」的角度去經歷這趟路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當這對奇怪的大小搭檔在電影結尾離別時,小學生正男叫住「先生」,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菊次郎,他媽的,滾吧!」 原來「先生」就是菊次郎,他那邊笑邊大聲的回答,表明了小學生正男的夏天,也正是菊次郎自己的。           菊次郎是沒有目的地的人,他的心境是自由的,態度是直接的。做為一個遊手好閒的大人,陪伴一個素昧平生的小學生找媽媽,該是多麼地無聊!從自私的賭錢玩樂到終於想起正事,因為花光了錢,菊次郎想盡辦法和旅館服務員賴帳,接下來又用各式花招死賴活賴地和過往車輛的駕駛要求搭便車;正男面對菊次郎那些無恥的小伎倆,總是沒有懷疑地跟著做,然後在無盡的失敗中有點垂頭喪氣地向菊次郎表示「行不通」。這種互動過程,與其說是菊次郎做為大人在路途上照顧著正男前進,倒不如說是正男毫不懷疑地跟隨菊次郎,以一種孩童無私的信任,相信「先生」能夠帶他找到母...

以寫書為筏,承載創作的魂魄—讀高俊宏《陀螺》

本文初刊於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76.html 正式出刊於http://artnews.artlib.net.tw/251/1996/%E4%BB%A5%E5%AF%AB%E6%9B%B8%E7%82%BA%E7%AD%8F%EF%BC%8C%E6%89%BF%E8%BC%89%E5%89%B5%E4%BD%9C%E7%9A%84%E9%AD%82%E9%AD%84.html 《陀螺》是〔群島藝術三面鏡〕之3,副標為「創作與讓生」。這是一本連藝術家自己都難以定位的書,與《諸眾》的紀實研究或《小說》的「假小說」[1]格式皆不同,成書結構也形散;藝術家並不願意將書變成「作品集」、「插圖專輯」甚或是雜燴式的告白絮語[2],他希望能透過整理作品的方式,重新梳理檔案間可能的潛在關係。 高俊宏在前言云:「我的理解是,無論文章與文章之間有何關連性,長篇仍是『某種敘事』。」[3]藉由不同時期的文章、其他評論人文章和作品之創作說明,他整理出本書三個方向:〈失址〉、〈幽舟〉和〈仕紳〉。與其說是作品「再現」於平面紙張,我反而看到另外一種創作脈絡,亦即藝術家將作品說明檔案、自我剖析與他人評論組成一個新的系列,並以「寫書」的方式呈現出其所關注的議題。 努力於蹉跎 〈失址〉著重在廢棄空間的探訪與拍攝過程,而高俊宏之所以投入這種廢墟書寫,並針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研究的原因,實來自於其母親的市場內衣擺攤在1990年代為大陸進口內衣擊垮的消頹。從〈二十一年的蹉跎〉和〈復返的影像〉的敘述來看,藝術家在創作的路途上曾經「邁向死亡」。藝術意念的迷失、身體疾病的苦楚以及與現代世界的精神衝突,令他趨向入山與廢墟,藉著已然無人和死亡的空間,尋找遺留下來的一點生之意念。 對於高俊宏如何談逝者這件事,讀者在《諸眾》和《小說》已經經歷得很透徹,在《陀螺》應該另闢蹊徑,從其他的角度觀察藝術家。〈失址〉收錄了陳韋臻、郭昭蘭、龔卓軍和林怡秀的評論,這裡的收錄產生了多重意義:讀者不僅是從他者眼中了解藝術家,讀者還看到藝術家如何收編這些觀點於書中,並拼集出藝術家的「客觀」面貌。 高俊宏認可評論人對他的描述,而匯集這些論述於書中,即是藝術家做為作者身分時意圖令讀者看見的部分。在我看來,他曲折的藝術路徑,以私密經驗...

在「故事」與藝術家的廢墟裡—寫高俊宏談《小說》

本文刊於 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70.html 藝術家做為主體的「虛構」 幼獅文藝今年「用腳寫地理.非虛構論壇」宜蘭場主題「現實的測繪,群島的模樣」,邀請高俊宏主講的實是〔群島藝術三面鏡〕之2—《小說》,其副標為「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藝術家同時也是作者。既是寫高俊宏如何談這部作品,則我僅擇高俊宏的談話作論,以釐清他創作此書之動機和脈絡[1]。比起《諸眾》的「滲入主體意識」,《小說》是作者直接成為主角,並與一位特殊受訪者張正光形成雙線結構,由兩者的真實/虛構間的互補情節,填成一部充滿空落想像的「故事」。「故事」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高俊宏岔路迷離的文字裡,讀者所見不單單只是事件的陳述或想像;每當作者進行時空的跳躍,尤其是起章節標題或歷史頓點,都讓讀者隨之思緒乍動,在閱讀其後敘述的同時掉入自我形構的情境,而又在身歷其境的幻覺中為作者的喃喃自剖拉回。 現場論壇開始前,講者的PPT已在投影螢幕上設置完成,觀眾安靜地盯著螢幕上的兩句話: 陳界仁:我沒有參照(從屬)當代藝術 駱以軍:我們沒有故事了[2] 這兩句話出現在《小說》後記〈無名之海〉,其實也是這本書的作者結尾[3]。高俊宏以這番「結論」開場,本身在視覺上就給觀眾留了一個朦朧的伏筆;這可能只是一個畫面初始的、隨機的設定,但卻讓讀者留下心眼,並為這兩句簡言不斷回想纏繞,難以遺忘。 高俊宏提到《小說》是一個看起來很在地性的宜蘭故事[4],但這其實是一本和他自己生命經驗交錯的作品。他出生於1970年代,成長於1990年代,做為一個不算「舊」的世代,他依然在經歷新的生命經驗。寫作《小說》的引子,來自台灣視覺/當代藝術和歷史脈絡,以解嚴的1987年為界,之前為美學狀態的「判死」,因為人們隨時在面對死亡的威脅;之後至1990年代中末期的「轉動」則為「判生」,因為人們有了很多的選擇[5]。 故事的死亡 高俊宏為開場時的PPT做了說明。實際上他的老師陳界仁之原話為「我沒有在鳥當代藝術」,而駱以軍則是在《西夏旅館》系列的寫作中,看到父親一輩的戰爭流離是有故事的,但當進入他這一輩,也就是進入「判生」的軌道時,故事反而就沒有了。「小說」一詞即針對視覺藝術的這個面向:剝離掉我們的原生故事,不斷參照西方系統,而無法看到我們本來擁有的究竟是什...

獨自在佔領的道路上—讀高俊宏《諸眾》

本文初刊於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768.html 正式出刊於http://artnews.artlib.net.tw/250/1990/%E7%8D%A8%E8%87%AA%E5%9C%A8%E4%BD%94%E9%A0%98%E7%9A%84%E9%81%93%E8%B7%AF%E4%B8%8A%E2%80%94%E8%AE%80%E9%AB%98%E4%BF%8A%E5%AE%8F%E3%80%8A%E8%AB%B8%E7%9C%BE%E3%80%8B.html 「新類型」 幼獅文藝今年舉辦「用腳寫地理.非虛構論壇」,於宜蘭場的主題為「現實的測繪,群島的模樣」並邀請高俊宏主講,其中他在提到《諸眾》一書時論及其敘寫的對象: 從日本到韓國到香港,一直到沖繩,其實有一批新的類型的藝術工作者,他們不是單純畫畫,不是單純寫作,他參加非常多的運動,他受創,從這當中學習到很多新的連結方法,基本上他們是跨學科的一個位置。這樣的人種可能是一種新的人種,這在台灣很少見……。 閱讀之初以為這是一本以藝術為主題的紀實作品,但愈閱讀下去,愈覺得並非那麼一回事;紀實作品向來如「他者之凝視」,雖有主觀角度切入,但以客體呈現為最終結果。然而《諸眾》不同,高俊宏做為採訪者的同時,其實也是主觀涉入的參與者之一;他並非他所要描述的「主體」,但在與受訪者間的互動中他卻滲入了一種主體意識於其中。藉著訪問與寫作,他階段性地表達這個「新類型」議題,並藉由這種論述,展現與其描述對象那種同質的想望。 《諸眾》一書屬高俊宏〔群島藝術三面鏡〕之1,副標為「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字面上的意思很清楚,這本書所要論及的是東亞的範圍,他並以日本、韓國、香港、武漢和台灣五地的藝術家[1]為案例描述之。藝術家們的藝術行動是什麼?這正是他所提的「新類型」:以抗爭、野宿與佔領等模式進行的社會∕藝術實踐,以對抗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全球化情形。主軸如此,藝術家們各自的行動則各有不同,並不完全能一概而論,各地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構成了複雜各異的藝術行動地貌。 日本的野宿[2]者們 從日本章[3]開始,高俊宏以市村美佐子的野宿為觀察對象,這位藝術家將公園和陸橋下等公共空間「佔為己有」,實先拋出了「野宿者住在公園有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