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手情歌》─驚人影像，奇異敘事
本文初載http://artmagazine.com.tw/ArtCritic/article1223.html
正式出刊
http://artnews.artlib.net.tw/205/1611/%E3%80%8A%E6%AE%BA%E6%89%8B%E6%83%85%E6%AD%8C%E3%80%8B.html
跨國合作的新影像風格
如果說語言和文字限定了國界，那麼能夠打破這種藩籬的媒介不外乎兩者:音樂和影像。《殺手情歌》(Ruined Heart: Another Lovestory Between a Criminal & a Whore, 2015)即以音樂和影像互相加乘的生命力，成為一部貨真價實的「國際電影」。導演卡文(Khavn De La Cruz, 1973─)以極簡的人物和情節，開展出古怪的狂歡意象。
菲律賓多產導演卡文，至目前已拍攝約45部長片，被譽為「菲律賓數位電影之父」。他的作品屢屢獲獎，並已舉辦過個人影展和受邀為諸多國際影展擔任評審，為菲律賓電影打開更多知名度。他多才多藝，同時兼具詩人、小說家和作曲家等身分，且多有作品發表。「他曾跟記者分享一則小故事：他少年時和所有人一樣『想浪跡天涯尋找自我』；而卡文的爸爸告訴他『就算哪兒都不能去，就算只是在這裡，只要持續往下深掘就可以了。』」[1]於是他透過多變的創作手法，在這部電影裡深掘出菲律賓馬尼拉獨特的人文風情。
攝影師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 1952─)，將一個罪犯和愛人間的愛情故事，定出黑色而浪漫的影像情調，他來自澳洲，長期在香港發展，在華語電影界已有相當知名度。這次跨國來為《殺手情歌》撐腰，被認為是重現了過去長年合作導演王家衛的美學。墮落與犯罪好似化作一首首詩篇，意象不斷交疊，頹廢朦朧無以名狀。
日本演員淺野忠信(1973─)，做為本片的靈魂人物，他飾演一名狂放浪蕩的罪犯。有別於罪犯一向予人殘酷的負面形象，在此所有的暴力元素都是驚鴻一瞥，降到最低，著力濃彩呈現他的不羈與對愛人之深情。淺野忠信過往的型男帥氣已然吸引了許多觀眾，而如今已然進入「40代」的「大叔」時期，其俊朗熟男魅力更上一層樓，片中他收放自如的演技，十足鮮明。
不需語言 感受影像
《殺手情歌》是一部沒有台詞的電影，即使偶爾看見演員說話，都是聽不清楚，也不上任何字幕，因為沒有需要；導演以一首首頹廢卻又動聽的歌曲，串連起鬆散的情節。雖然音樂類型有搖滾混搭電音，似乎變化多端，卻因為無比芭樂的言情歌詞，使得敘事出奇統一。這部「音樂電影」好似長達74分鐘的MV，又有人形容為「影像詩」，指出了其創新和不可定位性。
任何的劇情簡介都是多餘的，因為導演只安排了一個慢節奏的人物出場，之後的情節全是疏離片段的組成，因果關係或前後順序經常處於模糊曖昧，僅有一個大綱撐著；人物沒有名字，僅有「愛人、罪犯、妓女、麻吉、鋼琴師、教父」等稱呼，完全弱化他們的背景和故事，只用其關係和互動架構發展，成就出充滿人物自我的敘事空間。
《殺手情歌》飄發出一種耽溺的氛圍，在於導演和攝影師營造了虛實難辨的電影風景。每一道實景都像是高清拍攝，但因為「人」的加入，反倒出現了虛假感；六個人物奇異的穿搭，或是刻意的戲劇動作，造就出強烈的視覺意象，而處於一旁、行於日常的群眾/素人演員，由於他們的無動於衷或旁若無人，更讓場景變得格格不入。大多數時間裡，我們簡直難以判斷電影場景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那些地方也許有讓人似曾相識的輪廓，但卻毫不寫實。所有的人物都沒有明確或實在的棲身之所，連性愛發生的地點也看不清；罪犯和愛人即使逃出熟悉的場域(看似貧民窟的所在)，他們經過停留過在沒有家具的屋子裡，最後則可能曾經睡過遊樂場裡一座觀景台上而已。
「當下」
這部電影不描繪真實，在我看來，也不注重人物的內心。導演所創發出來的，是一個以人物彼此關係維繫的「當下」時刻。人物們在一種封閉網絡裡被逼到絕處，導演以宗教被架空的意象強化了此點；片中出現過三個場景:性愛發生時，天花板的聖母子圖;在十字架型的座上燃燒可能是屍體的物體;以及最後愛人和孩童們嬉戲玩鬧在遊樂場裡類似教堂前的廣場。沒有信仰的存在，讓我想起法國畫家高更的名畫《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向何處而去?》，其題名代表了人對生死的實際思維，但《殺手情歌》卻好像翻轉了這些問句，人物只有表象，除了稱呼外一切皆付之闕如，就像是憑空出現的遊魂，無所憑依，只有彼此。
《殺手情歌》的藝術性頗有可觀之處，它以多變的技巧去拍攝街景，其嘗試先鋒而大膽，挑戰了風格的統一性，卻不顯得太過突兀；藉由人物間錯綜難辨的互動游移，伴隨讓人心有共鳴的音樂，反倒製造出獨特的迷離效果，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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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合作的新影像風格
如果說語言和文字限定了國界，那麼能夠打破這種藩籬的媒介不外乎兩者:音樂和影像。《殺手情歌》(Ruined Heart: Another Lovestory Between a Criminal & a Whore, 2015)即以音樂和影像互相加乘的生命力，成為一部貨真價實的「國際電影」。導演卡文(Khavn De La Cruz, 1973─)以極簡的人物和情節，開展出古怪的狂歡意象。
菲律賓多產導演卡文，至目前已拍攝約45部長片，被譽為「菲律賓數位電影之父」。他的作品屢屢獲獎，並已舉辦過個人影展和受邀為諸多國際影展擔任評審，為菲律賓電影打開更多知名度。他多才多藝，同時兼具詩人、小說家和作曲家等身分，且多有作品發表。「他曾跟記者分享一則小故事：他少年時和所有人一樣『想浪跡天涯尋找自我』；而卡文的爸爸告訴他『就算哪兒都不能去，就算只是在這裡，只要持續往下深掘就可以了。』」[1]於是他透過多變的創作手法，在這部電影裡深掘出菲律賓馬尼拉獨特的人文風情。
攝影師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 1952─)，將一個罪犯和愛人間的愛情故事，定出黑色而浪漫的影像情調，他來自澳洲，長期在香港發展，在華語電影界已有相當知名度。這次跨國來為《殺手情歌》撐腰，被認為是重現了過去長年合作導演王家衛的美學。墮落與犯罪好似化作一首首詩篇，意象不斷交疊，頹廢朦朧無以名狀。
日本演員淺野忠信(1973─)，做為本片的靈魂人物，他飾演一名狂放浪蕩的罪犯。有別於罪犯一向予人殘酷的負面形象，在此所有的暴力元素都是驚鴻一瞥，降到最低，著力濃彩呈現他的不羈與對愛人之深情。淺野忠信過往的型男帥氣已然吸引了許多觀眾，而如今已然進入「40代」的「大叔」時期，其俊朗熟男魅力更上一層樓，片中他收放自如的演技，十足鮮明。
不需語言 感受影像
《殺手情歌》是一部沒有台詞的電影，即使偶爾看見演員說話，都是聽不清楚，也不上任何字幕，因為沒有需要；導演以一首首頹廢卻又動聽的歌曲，串連起鬆散的情節。雖然音樂類型有搖滾混搭電音，似乎變化多端，卻因為無比芭樂的言情歌詞，使得敘事出奇統一。這部「音樂電影」好似長達74分鐘的MV，又有人形容為「影像詩」，指出了其創新和不可定位性。
任何的劇情簡介都是多餘的，因為導演只安排了一個慢節奏的人物出場，之後的情節全是疏離片段的組成，因果關係或前後順序經常處於模糊曖昧，僅有一個大綱撐著；人物沒有名字，僅有「愛人、罪犯、妓女、麻吉、鋼琴師、教父」等稱呼，完全弱化他們的背景和故事，只用其關係和互動架構發展，成就出充滿人物自我的敘事空間。
《殺手情歌》飄發出一種耽溺的氛圍，在於導演和攝影師營造了虛實難辨的電影風景。每一道實景都像是高清拍攝，但因為「人」的加入，反倒出現了虛假感；六個人物奇異的穿搭，或是刻意的戲劇動作，造就出強烈的視覺意象，而處於一旁、行於日常的群眾/素人演員，由於他們的無動於衷或旁若無人，更讓場景變得格格不入。大多數時間裡，我們簡直難以判斷電影場景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那些地方也許有讓人似曾相識的輪廓，但卻毫不寫實。所有的人物都沒有明確或實在的棲身之所，連性愛發生的地點也看不清；罪犯和愛人即使逃出熟悉的場域(看似貧民窟的所在)，他們經過停留過在沒有家具的屋子裡，最後則可能曾經睡過遊樂場裡一座觀景台上而已。
「當下」
這部電影不描繪真實，在我看來，也不注重人物的內心。導演所創發出來的，是一個以人物彼此關係維繫的「當下」時刻。人物們在一種封閉網絡裡被逼到絕處，導演以宗教被架空的意象強化了此點；片中出現過三個場景:性愛發生時，天花板的聖母子圖;在十字架型的座上燃燒可能是屍體的物體;以及最後愛人和孩童們嬉戲玩鬧在遊樂場裡類似教堂前的廣場。沒有信仰的存在，讓我想起法國畫家高更的名畫《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向何處而去?》，其題名代表了人對生死的實際思維，但《殺手情歌》卻好像翻轉了這些問句，人物只有表象，除了稱呼外一切皆付之闕如，就像是憑空出現的遊魂，無所憑依，只有彼此。
《殺手情歌》的藝術性頗有可觀之處，它以多變的技巧去拍攝街景，其嘗試先鋒而大膽，挑戰了風格的統一性，卻不顯得太過突兀；藉由人物間錯綜難辨的互動游移，伴隨讓人心有共鳴的音樂，反倒製造出獨特的迷離效果，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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